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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论民约法(市民法)

标准
我所谓的民约法指的是成为一个国家的成员就有义务要服从的法律,而不是成为某
一个国家的成员才有义务要服从的那种法律。因为关于特殊法律的知识,属于以研究各
该国法律为业的人的范围,但关于一般民约法的知识则是大家共同的。古罗马法被称为
他们的市民法,是从城邦一字而来的,而城邦的意义就是国家。罗马帝国治下受该法管
辖的国家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认为适宜的部分,并把这一部分称市民法,以别于他们本
身其余的国法。但我在这儿所要谈的却不是这种法律,我的目的不是要说明某地的法律
情形如何,而是要说明法律本身是什么,就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许多其他
不以研究法律为业的人所做的那样。
    首先可以明显地看出的一点是:法律普遍说来都不是建议而是命令,也不是任便一
个人对任便另个人的命令,而是专对原先有义务服从的人发布的那种人的命令;至于国
法则只是加上了发布命令的人的名称,这就是国家法人。
    考虑了以上的情形之后,我便对约法提出以下的定义:约法对于每一个臣民说来就
是国家以语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来区别是非的法规;也就是用来区
别哪些事情与法规相合、哪些事情与法规相违的法规。
    这一定义中没有任何地方不是一目了然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有些法律是
对全体臣民普遍发布的,有些是对某些地区发布的,有些是对某些职业发布的,还有些
则是对某些人发布的。因此,这些法律便只对法令所指的每一个人说来是法律,对其他
人都不是法律。同时,法律就是关于正义与不义问题的法规,被认为不义的事没有一种
不是和某些法律相冲突的。还有一点是,除开国家以外就没有人能制定法律,因为我们
只是臣服于国家。法令还必须用充分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否则人们就不知道怎样服从。
因此,根据这一定义,作为必然结论所推论出的一切便都应当认为是真理。现在我打算
从这里面推论出以下各点:
    1.在所有的国家中,不论主权者像君主国家中那样是一个人,还是像民主与贵族国
家中那样是多数人组成的会议,都唯有主权者能充当立法者。因为立法者就是制定法律
的人,然而又唯有国家才能规定并命令遵守我们称为法律的法规;因之,国家便是立法
者。但国家不是人,除开通过代表者以外也无法做出任何事情;而代表者就是主权者,
所以主权者便是唯一的立法者。同样的道理,已订立的法律除开主权者以外便没有人能
废除,因为一种法律除非用另外一种法律禁止其执行,否则就无法废除。
    2.国家的主权者不论是个人还是会议,都不服从国法。
    因为主权者既有权立法废法,所以便可以在高兴时废除妨碍自己的法律并制订新法,
使自己不受那种服从关系的约束;这样说来,他原先就是不受约束的。因为愿意不受约
束就可以不受约束的人便是不受约束的。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自己负有义务,因为系
铃者也可以解铃,所以只对自己负有义务的人便根本没有负担义务。
    3.当老习惯取得了法律的权威时,这权威不是由于时间长而来的,乃是由于主权者
的缄默不言说明了自己的意旨而来的,因为缄默有时就表示同意。当统治者在这方面不
保持缄默时,它就不能成为法律了。因此,如果主权者不以自己目前的意志、而以原订
的法律作为某一权利问题的根据时,时间的长短不能妨碍他的权利,这问题只能根据公
道的原则加以判断,因为有许多不公正的行为与判断都是年湮代远而行之无禁的。除开
合理的习惯以外,法律家都不认为是法律,而不良的习惯则应当废除。但哪些是合理的、
哪些应废除,则要由立法者——主权议会或君主加以判断。
    4.自然法和民约法是互相包容而范围相同的。因为自然法就是公道、正义、感恩以
及根据它们所产生的其他道德,正象我在第十五章末所说的,这一切在单纯的自然状况
下都不是正式的法律,而只是使人们倾向于和平与服从的品质。国家一旦成立之后,它
们就成了实际的法律,在这以前则不是;
    因为这时它们成了国家的命令,于是也就成了民约法,强制人们服从它们的乃是主
权者。因为在平民的纠纷中,要宣布什么是公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并使他们具
有约束力,就必须有主权者的法令,并规定对违反者施加什么惩罚,这种法令因之便是
国法的构成部分。因此之故,自然法在世界各国便都是国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说,
民约法也是自然指令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正义——履行信约并将每一个人自己的东西
给予他自己——是自然法的指令,而国家的每一个臣民又都订立了信约要服从国法(要
不是像聚会推选共同的代表者那样彼此间相互立约,便是像因被武力征服而允诺服从以
获得生命时那样各自与代表者本身立约),所以服从国法便也是自然法的一部分了。民
约法和自然法并不是不同种类的法律,而是法律的不同部分,其中以文字载明的部分称
为民约法,而没有载明的部分则称为自然法。但自然权利——人们的天赋自由则可以由
民法加以剥夺和限制,甚至可以说,制订法律的目的就是要限制这种自由,否则就不可
能有任何和平存在。世界之所以要有法律不是为了别的,就只是要以一种方式限制个人
的天赋自由,使他们不互相伤害而互相协助,并联合起来防御共同敌人。
    5.一个国家的主权者如果征服了生活在另一套成文法之下的人民,事后又按原先的
法律施政时,这些法律便成了战胜者的民约法而不是被征服国家的民约法。因为立法者
并不是那些以其权力最初立法的人,而是以其权力使之现在继续成为法律的人。因此,
一个国家境内如果有许多不同的省份,而这些省份又有一般称为各该省的习惯的不同法
律时,我们就不应当认为这种习惯单纯是由于存在已久而具有效力的,而应当认为原先
它们是以明文规定或以其他方式公布为主权者的法规和成文法的法律,现在它们之所以
成为法律,也不由于它们是积习相沿而应遵守的旧习惯,而是由于目前主权者的制定。
但如果一种不成文法在境内各行省中被普遍遵守,施行时也没有出现不公平的情形,这
种法律便不可能是别的,而是一种对全体人类同样有约束力的自然法。
    6.我们既然看到,所有的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其权威与效力都是从国家的意志中得
来的,也就是从代表者的意志中得来的;在君主国中这代表者就是君主,在其他国家中
则是主权会议。那么,在某些国家的杰出法律家的著作中竟直接间接地认为立法权取决
于平民或下级法官,这种意见是从哪里来的就令人大惑莫解了。比方有人说:“不成文
法唯有议会能掌管”,其实这话唯有在议会是主权者、而且召集和解散都由自己决定的
地方才能成立。因为如果任何其他人有权解散议会的话,他便也有权加以掌管,因之也
有权掌管他们的掌管者了。如果没有这种权利存在,那么法律的掌管者便不是议会而是
王权议会。在议会就是主权者的地方,即使是它不论为了什么原因而从所辖各地区尽可
能多地广开贤路,征集人才,但总没有人会相信这样一种会议因此就获得了立法权。
    还有一种说法是:“武力和法律是国家的两条臂膀”,前者存在于国王手中,后者
存在于议会手中。就好象在武力操于法律无权加以管辖与统治的任一人手中的地方,国
家也能存在一样。
    7.法律决不能违反理性,以及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不在于其文字也就是不在于其
每一部分的结构如何,而在于其是否符合于立法者的意向这是我们的法律家所同意的。
这一点也是真确的,但问题在于谁的理性将被接受为法律。这不意味着任何平民的理性,
像那样的话,法律中的矛盾与冲突就会像经院学派中一样多了。同时也不像爱德华柯克
爵士所说的那样,是他那种经过长期研究、观察和经验得来的后天的完整理性。因为长
期研究可能增加和巩固错误的判决。在根基不稳固的地方建筑房子愈高、坍塌愈烈。在
相等的时间中同样辛勤地进行研究与观察的人,他们所得的推理和答案是、而且必然是
互不相符的。因此,构成法律的便不是法官的慎虑或低级法官的智慧,而是我们这位人
造的人——国家的理性和命令。由于国家体现在代表者身上时只是一个人,法律中就不
容易产生矛盾;纵使有矛盾发生,由于同样的理由也能通过法律的解释和修订予以消除。
在所有的法庭中,实行裁判的是主权者,也就是国家法人,下级法官应当尊重主权者订
立这一法律的理由,以便使其判决与之相符;这样一来,他的判决就成了主权者的判决,
否则就是他自己的判决,同时也是不公正的判决。
    8.法律是一种命令,而命令则是通过语言、文字或其他同样充分的论据发布命令的
人之意志的宣布或表达。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国家的命令,仅仅对于能了
解的人说来才是法律。对于天生的白痴、儿童或疯人说来,就像对于禽兽一样,法律是
不存在的。也无法给他们安上有义或不义之名,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订立任何信约或
理解其后果;于是他们便也不会像那些在自己之间建立国家的人所必需做的那样,去做
授权于任何主权者的行为。和由于天生或偶然事故而普遍不能了解一切法律的人一样,
由于任何并非本身的过失所造成的偶然事故而失去了解某种特殊法律的能力的人如果没
有遵守的话,是不加追究的;确切地说,这种法律对于他根本不是法律。因此,我们在
这儿就必须讨论一下,要认识什么是法律,也就是要认识君主政体和其他政府形式中什
么是主权者的意志的问题,要有什么样的论据或形式才够。
    首先,如果某法对所有臣民一无例外地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又没有用明文或其他方
式在人们可以看到的地方加以公布,那就是自然法。因为人们不根据旁人的言词,而是
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理性认为是法律的任何东西,必然是符合于所有的人的理性的东西,
这一点除开自然法以外,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具备。这样说来,自然法便无须作任何公布
或宣布,因为它们包含在全世界都承认的这样一句话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次,如果该法只对人们的某些情况有约束力,或只对某一个人有约束力,而又没
有明文记载或口头宣布,便也是自然法;认识这种法律所根据的就是使那些在该情况下
有别于其他臣民的人的同样形式或论据。因为任何法律要是没有由制定者以文字或某种
其他方式予以公布时,便只有通过遵从者的理智才能认知;于是这种法律便不仅是国法,
而且也是自然法。比方说,如果主权者任用一个公务大臣而没有以书面指示其行动,他
就必须以理性的指令作为指示。好比他是一个法官,法官要注意的是使其判决符合于其
主权者的理性,而这种理性则永远被认为就是公道,于是他便受到自然法的约束要遵从
公道。如果他是一个大使,那么他在书面指示所没有载明的一切事务中便应当把理性指
明为最有益于他的主权者的利益的方针当作指令,主权者的其他一切公私大臣都莫不如
此。所有这一切天赋理性的指令都可以包括在忠这一名目之下,它是自然正义的一部分。
    除开自然法而外,所有其他法律都有一个必不可缺的要点,那便是以大家知道是来
自主权当局者的语言、文字、或其行为向有义务服从的每一个人公布。因为别人的意志
除开根据他自己的语言或行动来了解,或是根据他的目标与范围加以推测来了解以外,
便无从得知。这种目标和范围在国家法人方面说来,被认为永远是符合于公道和理性的。
古代在文字通行以前,法律有很多时候都编成歌谣;匹夫匹妇们乐于随口唱唱背背,这
样就更容易记住。由于这一理由,所罗门便叫一个人把十诫系在十个指头上(见《旧约
箴言篇》,第vii章,第3节),摩西和以色列人重新订约时给他们规定的法律,他都叫
他们让自己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并要写在房
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见《旧约申命记》第xi章第19节)。并且“召集他们男、
女、孩子……使他们听。”(见《旧约申命记》第xxxi 章第12节)
    法律单是以明文规定并加以公布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它来自主权者
的意志。因为平民在具有力量、或认为自己具有力量达到不正当的目的、并平安无事地
实现其野心时,是会不经立法当局或违反立法当局把自己所高兴的东西公布为法律的。
因此,法律便必须不但要公布,而且要有授权者和权力的充分证明。每一个国家的授权
人或立法者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主权者是通过每一个人的同意建立的,每一个人都
认为完全是众所周知的。人们虽然大部分都愚昧而疏忽,以致当最初按约建立国家的情
况渐次消失时就不想想自己究竟是靠谁的力量防御敌人、保卫劳动并补偿侵害。但人们
只要细想一下便不可能对这一点发生问题,所以不知主权何在便是不可原谅的。同时,
人们既然自己要求或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权力保护自己防卫他人,所以任何人都不应当
削弱这一权力便是自然理性的指令,因之便也是一条明显的自然法。因此,关于主权者
是谁的问题,要不是由于自己的过失,(不论歹人怎样说)就没有人还可能存在怀疑了。
    困难在于权力来自于主权者的证据。要解除这一困难就要对公共典籍、公众辩护人、
公众代理人和公家印鉴有所认识,所有的法律都是通过这些得到充分证明的。我所说的
证明不是授权,因为证明所包含的不过是证据与记录,而不是法律的权力根据,这种根
据只存在于主权者的命令之中。
    因此,一个人如果发生了依据自然法(也就是依据一般的公道)的侵害问题,受委
派有权审理这一案件的法官的判决就是该案件中自然法的一个充分证明。专业研究法律
的人的意见虽然可以用来避免争执,但却仅是意见;争端听审后,仍必须由法官来告诉
人们法律是什么。
    但当问题是根据成文法而来的侵害或罪行时,那么每一个人只要由自己或旁人查一
下法律典籍就可以(如果他愿意的话)在进行这种侵害或犯下这种罪行之前充分地了解
到这是不是一种侵害。非仅如此,他还应当像这样做。因当他对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正
义与否的问题发生怀疑,而又只要愿意就可以获得了解时,做出这种行为就是非法的。
同样的道理,一个人认为自己在决定于成文法的案件中受到了侵害,而这种成文法又可
自己或请旁人查考时,他要是在查考法律之前就去控诉,他的做法就是不恰当的,只是
暴露出自己的意图是为旁人找麻烦而不是追究自己的权利。
    如果问题涉及到对官吏的服从时,那么查看了他盖有关防的委任书,并听到宣读其
内容,或是取得了获悉有关该委任书情况的方法(如果要那样的话),便是这官吏的权
力的充分证明。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尽最大努力了解可能与自己未来的行为有关的一
切成文法。
    已经知道立法者、法律本身又通过明文或自然原因而充分公之与众以后,要使它有
约束力还需要另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法律的本质不在于其文字而在于其意向或意义,也
就是在于权威的解释,即立法者的看法。因此,法律的解释便取决于主权当局,而解释
者则只能是臣民唯一要服从的主权者所指派的人。因为不这样的话,法律便可能由于解
释者的奸诈而带有与主权者原意相违背的意义,利用这种手段,解释者就变成立法者了。
    所有的成文法与不成文法都需要解释。不成文的自然法对于不偏不倚、不徇私情的
人说来虽然容易运用其自然理性加以了解,因而使违犯者无词可托;但我们要认识到很
少人甚至没有一个人在某些时候能够不受自我珍惜或其他激情的蒙蔽,所以自然法现在
便成了最晦涩的法,因之也就最需要精明能干的解释者。至于成文法,则文字短的容易
因一两个字具有歧义而被曲解,而长的则由于许多字都有歧义而更加含糊;结果使任何
成文法,不论是写成的字多还是字少,如果对制定该法的最终因没有透彻的理解无法好
好了解。而关于这最终因的知识则存在于立法者身上。因此,对他说来,法律上没有任
何结子是解不开的;他或是找到头绪把它解开,或是像亚历山大王用剑斩断戈尔定结一
样运用立法权力造成自己所愿意要的头绪,这是任何其他解释者所不能办到的。
    一个国家中自然法的解释不依据于伦理哲学方面的书籍。著作家的意见不管多么正
确,如果没有国家的权力支持,单其他们自己的权威不能使他们的意见成为法律。在本
书中我对于伦理道德以及其在取得并维持和平方面的必要性所写的一切虽然是明显的真
理,但并不因此就必然是法律,而只是因为它在世界各国都是民约法的一部分才成为法
律。因为伦理道德虽然天然是合乎理性的,但唯有通过主权者才能成为法律,否则我们
把自然法称为不成文法就是一个大错误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所发表的书籍已经是汗牛充栋了,其中互相矛盾和自相矛盾
之处是不可胜计的。
    自然法的解释就是主权当局规定来听审与决定属于这类纠纷的法官所下的判决词,
此种解释在于将自然法应用于当前的案件上。因为在裁判中,法官所做的只是考虑诉讼
人的要求是不是合乎自然理性和公道,所以他所下的判决词便是对自然法的解释。这种
判决词之所以成为权威的解释,并不因为这是他个人的判决,而是因为他是根据主权者
的权力下判决的;这样一来,这一判决就成了主权者的判决,而主权者的判决在当时对
于诉讼双方说来就是法律。
    下属法官或主权者在公道问题的裁判中没有一个能不发生错误的。如果往后他在类
似案件中发现作出相反的判断更合乎公道,他便有义务这样做。任何人的错误都不能成
为自己的准则,也不能约束他坚持这一错误。根据同样的理由,这一判决虽然其他法官
宣誓服从,也仍然不能成为他们的法律。
    这是因为:在可变法律方面,虽然在主权者知道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他的权力所作
出的错误判决便是在每一细节都相同的案件中制定了一条新法律,但在自然法这种不可
变的法律方面,这类判决在同类案件中对于同一法官或其他法官说来都不能永远成为法
律。国王先后继承,法官新旧递嬗,甚至天地也有毁灭之期,但自然法却丝毫也不会消
逝,因为这是上帝的永恒法律。集古往今来一切前辈法官的所有判决也完全不能构成一
条违反自然公道的法律。前辈法官的任何判例都不能成为不合理的判决的依据,也不能
免除现任法官在自己判案时根据自己天赋理性的原理来研究如何才算是合乎公道的烦劳。
比方惩罚无辜就是违反自然法的。而无辜则是在法律上宣告无罪,并被法官承认为无辜
的人;那么假定案情是这样:有一个人被控死罪,他由于看到某个仇敌的狠毒和权势,
以及法官们的贪污徇私,于是便因对后果的恐惧而潜逃;后来他被捕获并提交法庭审判,
在审判中他充分证明自己并没有犯那种罪,因而被无罪开释,但却又被判剥夺财产,这
便显然是惩罚无辜者。
    因此,我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把曾经作出同样判决的前辈法官的判决
当成自然法的解释或制定为法律。因为最初作出这一判决的人已经是作了不公正的判决,
任何不公正的事情都不能成为后继法官判决的典范。成文法可以禁止无罪的人逃跑,也
可以因其逃跑而加以惩罚。但如果一个人在法律上已经宣告无罪之后却把他因为害怕遭
受侵害而逃跑这件事情作为根据来推定他有罪,那便是违反了推定的性质,这种推定在
判决已经作出之后便不能存在。但在英格兰的不成文法中却有一位伟大的法学家把这一
条定下来了。他说:“如果有一个无辜者被控犯有重罪并因为惧怕这种重罪而潜逃;关
于这种重罪他虽然在法律上宣告无罪,但如果发现他是因为惧怕这种重罪而潜逃的,那
么他虽然无辜,也应被剥夺全部财物、牲畜、债款和职务。因为关于以上各项剥夺,法
律是不容许人们对根据这人潜逃而作出的推定提出相反的证据的。”在这儿我们可以看
到,一个在法律上已经宣告无罪的无辜者,虽然是无辜的,而且又没有成文法禁止他逃
走,但却在宣告无罪之后根据一项法律的推定判决丧失其全部财物。如果法律根据其潜
逃作出的事实推定应判死刑,那么判决就应当是死刑。但如果这推定不是事实的推定,
那么他又为什么要丧失他的财物呢?所以这决不是英格兰的法律,这一判决也不是根据
法律的推定所作出的判决,而是根据法官的推定作出的判决。同时,所谓对法律的推定
不许可提出反证也是违法的。因为一切法官,不论是主权者还是下属,如果拒绝听取证
言,便是拒绝秉公处理。因为判决虽然是公正的,但不听取所提出的证言就下判决的法
官却是不公正的法官。他们的推定只是一种偏见,一个人不论自称根据什么判例和原先
的判决,都不应当把这种推定带到法官席上去。人们由于相信前例而使自己的判决颠倒
错乱的这类性质的事情还有,但只要举出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法官的判决对诉讼人说来
虽然是法律,但对于任何继任法官说来却不是法律。
    同样的道理,问题如果涉及成文法的意义时,写诠释的人并不能成为解释者,因为
诠释一般比条文更容易被人吹毛求疵,于是便需要其他的诠释;这样下去,解释就没有
尽头了。因此,除非是有一个经主权者授权、下属法官不得违背的解释者,否则解释者
就是一般的法官,正象不成文法方面的情形一样。他们的判决应当被诉讼双方在该案件
中接受为法律,但却不能约束其他法官在类似案件中作出类似判决。因为法官甚至在成
文法的解释中也可能发生错误,但任何下属法官的错误都不能改变作为主权者之普遍判
决的法律。
    在成文法方面,人们一般都把法律的文字与文意加以区别。如果文字所指的只是从
字面上所能得到的任何意义,那么本来是很清楚的。但因为几乎所有的字不论在本义上
或是在比喻意义上都是含糊不清的,在一般议论中可以用来表示许多意义,而在法律中
则只有一种意义。如果文字指的是行文的意义,那么它和法律的文意或宗旨便是一回事
了。因为行文的意义就是立法者要用法律的文字来表达的意义。立法者的宗旨始终应当
是公道,法官认为主权者不是这样的话便是大不敬。所以在法律的字句不足作为一个合
理的判决的充分根据时,他就应当用自然法来补足。如果案件难断时,就应当暂缓判决,
直到他得到更充分的根据时再作定论。比方说,有一条成文法规定:被人以武力驱出住
宅者,得以武力复入。但如果一个人由于疏忽而使住宅空闲,当他回来时又被武力拒于
宅外,关于这种情形没有特殊法律的规定。事情很清楚,这一案情就包含在同一法律中,
否则这人就会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让他没有办法应当认为是和立法的宗旨相违背的。再
举个例来说,法律的字句规定人们根据证据判决,有一个人被诬告为做了某事,法官本
人却亲自看见是另一个人做的而不是被告做的。在这种情形下,他不能根据法律的文字
对无辜者判罪,同时也不能不顾见证人的证据下判决,因为这种做法是违反法律文字的
规定的。他只能请主权者另派一人来当法官,他自己来当见证人。所以成文法的文辞所
产生的不便会使他进而采用法律的宗旨,以便把法律解释得更好,只是任何不便都不能
成为违反法律的判决的根据。因为每一个裁断是非的法官都不能判断对于国家说来什么
是方便的、什么是不方便的。
    一个良好的法律解释者——法官所需具备的能力和一个律师不同,不是关于法律的
研究。对于一个法官说来,正象他只应当通过见证人来看事实一样,他也只应当通过诉
讼中所援引的或主权当局授权宣布律令的人向他宣布的成文法和主权者的律令看法律,
他对于所要裁判的案件是无需事先加以注意的。因为关于事实方面应当说的话会由见证
人为他提出,关于法律方面应当说的话则可以从那些在辩护中提出并当场根据权威意见
加以解释的人那里得到。英格兰议院中的贵族原先都是法官,他们曾听审和判决过许多
最困难的案件。
    但其中很少人十分精通法律,以法律为业的人就更少了。他们虽然咨询被指定出场
备询的法律家的意见,但唯有他们才有做出判决的权力。同样的情形,在一般的权利审
判中,都是由平民十二人当法官,他们不单判决事实、而且也判决权利,并直接宣判原
告胜诉或被告胜诉。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是事实的裁判者,而且也是权利的裁判者。在
刑事案件方面,他们不但要判决罪行是否已经犯下,而且也要判决这罪行是谋杀罪、杀
人罪、重罪还是侵犯罪等等,这些都是法律的判决。但由于他们按规定并不是非要知道
这些法律不可,所以就有一个人受权在他们所裁判的案件中把法律告诉他们。但如果他
们不按这人所说的话裁判时,除非是可以证明他们违反良知进行判决,或是贪污受贿,
否则便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
    成为一个良好的法官或良好的法律解释者的条件第一要对于自然法中主要的一条—
—公平要有正确的理解。这一点不在于读别人的书籍,而在于自己善良的天赋理性,和
深思熟虑。人们认为闲暇最多,最喜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这种理解也最高。其次,要有
藐视身外赘物——利禄的精神。第三,在审判中,要能超脱一切爱、恶、惧、怒、同情
等感情。第四,和最后的一点是听审要有耐心,听审时要集中注意力、并且要具有记忆
力记住、消化并运用自己所听到的一切。
    法律的区别和分类,已经由这方面的著述家们按照各自的不同方法以各种各样的方
式提出。因为这不取决于问题的本质,而取决于著述者的眼界如何,同时也随各人自己
的方法不同而各异。在查士丁尼法典中,我们发现市民法分歧类:
    1.国王(即罗马皇帝)的谕旨、敕书、律令,因为人民的全部权力都操在他的手里。
英格兰国王的告谕与此相类。
    2.罗马全体人民(如问题由元老院提出,则元老院也包括在内)的命令——这些都
是由于当初主权存在于人民手中时成为法律的。其中有些并没有被皇帝废除,于是便根
据王室的权力而仍旧保留为法律,因为一切有约束力的法律都应解释为根据有权加以取
消的人的权力而成立的法律。英格兰的议会法案便大致和这类法律相似。
    3.罗马平民(问题由人民的保民官提出时,元老院不包括在内)的命令——其中未
被皇帝取消的,便根据王室权力而保留为法律。英格兰下院的法令便类似于这类法令。
    4.元老院法令:——罗马人民十分繁多以后,聚会就不方便;于是皇帝便认为和元
老院商议较为方便,而不和人民商议。这和枢密院法案有些类似。
    5.执政官、有时是营造官的布告:——英格兰首席法官的布告便属于这一类。
    6.法律家的答案,——这便是经皇帝授权有权解释法律、并在有关法律问题上咨询
他们意见时有权提出答案的法律家们的意见与主张。法官在下判决时,根据皇帝的律令,
必须遵守这些答案。这种答案有些象英国的审判案例,如果英国法律规定其他法官必须
遵守它们的话。因为英国的不成文法法官并不是正式的法官,而只是咨询法官,正式法
官不是贵族就是当地的十二个人,他们在法律方面征询这种咨询法官的意见。
    7.还有不成文的习惯——就其本质而言,这就是经过皇帝默认的拟法律。当他们和
自然法不相冲突时,就是真正的法律了。
    另一种法律分类是分成自然法与成文法,自然法自宇宙洪荒以来一直是法律,不但
称为自然法,而且也称为道德法规,是由信义、公道等品德以及一切有益于和平与仁爱
的思想习惯组成的,这些我在第十四、十五两章中已经说过了。
    成文法则不是自宇宙洪荒以来就成立的法律,而是根据具有主权管辖他人的人的意
志制定的法律。其中有些是以明文载明的,另一些则是通过立法者意志的其他表示使大
家知道的。
    成文法有些是人定的法律,有些是神定的法律。人定的成文法中,有些是分配法,
有些是刑律。分配法是决定臣民权利的法律,向每一个人宣布他取得与保有土地或财物
的财产权以及行动的权利或自由所根据的是什么,其内容是对一切臣民讲的。刑律则是
宣布对违法者应施加什么惩罚的法律,内容是对被派执行的大臣与官员提出的。每一个
人虽然都应当知道关于其违法行为事先已经规定了一些什么样的惩罚,但这种法令却不
是向犯罪者提出的,我们不能认为罪犯会忠实地惩罚自己。这是对被派监督执行惩罚的
政务大臣提出的。
    这些刑律大部分都和分配法编在一起,有时称为判例,因为所有的法律都是普遍的
判例或立法者的判决。正如每一项判决对于受审者说来就是法律一样。
    神定成文法(因为自然法既然是永恒和普遍的,所以全都是神的法律)是上帝的诫
律,但不是自亘古以来就成立的、也不是针对所有的人普遍提出的法律,而只是通过上
帝授权宣布的人向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些人宣布的法律。但怎样能知道人们宣布这些神定
成文法的权力呢?上帝可能通过超自然的方式命令一个人向其他人宣布法律。但法律有
一个要点是受约束的人要确实知道宣布法律的人的权力,这一点我们无法通过自然的方
式知道它是来自上帝的。一个人没有得到超自然的天平,又怎样能确知宣布者所得到的
天平呢?他为什么有义务要服从呢?关于第一个问题,一个人自己没有得到特殊的天平,
要确知旁人得到了天平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也许会由于见到某人行奇迹、或持
身特别圣洁、或其行动智慧福泽逾恒,因而相信他具有这种天平,这一切都是上帝特别
眷顾的迹象,但却不是特殊天平的确证。奇迹是神异的事迹,但对某一个人说来是神异
的事情,对另一人说来却不一定是神异的。圣洁可以伪装,而尘世肉眼能见的福泽则通
常是上帝通过自然和普通原因所造成的业迹。所以任何人都无法通过自然理性万无一失
地知道另一人具有上帝意旨的超自然天平。这不过是一种信念而已。每一个人根据所显
示迹象的大小,其信念亦有坚定与脆弱之分。
    但关于第二点,也就是为什么有义务要服从的问题,却不象这样难解答。因为所宣
布的法律如果不违反自然法(无疑是上帝的法律)而人们又保证服从时,人们便由于自
身行为而受契约束。我所说的是必须服从,而不是必须相信。因为一个人的信念和内在
思维不受命令的控制,而只受上帝一般或特殊的作用所支配。对于超自然法的信仰不是
履行这种法律,而只是承认这种法律。这不是我们对上帝的义务,而只是上帝丰厚地赐
与他所喜悦的人的恩惠。同时,不信仰这种法律也没有破坏任何神律,只是将自然法以
外的神律全都抛却了而已。我所说的这一切,举出圣经上有关这一点的事例与证据可以
说得更清楚。上帝和亚伯拉罕在超自然方式下所立的信约是这样:“你和你的后裔必世
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见《旧约创世纪》第xvii章第10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并没有得到这一启示,当
时还没有出世;但他们却成了这项信约的一方,也有义务服从亚伯拉罕向他们宣布的上
帝的法律。这一点要不是由于他们必须服从父母,否则就不可能有这种义务。为父母的,
象这儿所举的亚伯拉罕这种不服从于其他人间权力的人,对于子女和仆人便具有主权。
同时,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
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见《旧约创世记》第xviii章,第18节)。从这里我们
显然可以看出,他的家人没有得到启示,其服从是基于他们原先有义务要服从自己的主
权者。在西乃山上唯有摩西去见了上帝,其他人禁止接近,否则就将受到死的惩罚,然
而他们都必须服从摩西向他们宣布的一切上帝的法律。“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见《旧约出埃及记》第xx章,第19节)这种情
形所根据的,除开他们自己的服从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根据这两段话,我们可
以充分地看清楚,在一个国家中,臣民自己没有特别得到确实而肯定的上帝意旨的天平
时,就必须把国家的命令当成上帝的意旨服从。因为如果人们可以随便把自己或一个平
民的梦境与幻象当成上帝的诫律的话,那就很难有两个人对于什么是上帝的诫律的问题
取得一致的看法。如果尊重这些梦境和幻象的话,人人又都会藐视国家的诫命。因此,
我的结论便是:一切不违反道德法则的事物,也就是不违反自然法的事物,国家以法令
宣布为神律时,所有的臣民便都必须当成神律服从。这一点对每一个人的理性说也是很
明显的。因为不违反自然法的一切都可以用主权者的名义制定为法律,那么如果以上帝
的名义提出,人们就没有理由要更少受契约束了。此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准许
人们在国家所宣布的上帝诫律以外再宣称有其他的上帝诫律。基督教国家对背叛基督教
的人施加惩罚,而所有其他国家则都惩罚建立其本身所禁止的任何宗教的人。因为在国
家未作规定的任何事物中,根据衡平法这一自然法(因之便也是上帝的永恒法律)说来,
每一个人都应当平等地享受自己的自由。
    还有一种法律的分类是分为基本法与非基本法。但我从任何著作家方面都看不出基
本法的意义是什么。然而人们却完全有理由用这种方式来区分法律。
    因为在每一个国家中,基本法就是取消了以后,国家将象屋基被毁的房屋一样,无
法成立并彻底解体的法律。因此,根据基本法这种法律,臣民就必须支持已经赋与主权
者(不论是君主还是主权会议)、而国家缺了又无法维持的一切权力。诸如宣战、媾和、
司法、任官以及主权者做出他认为对公共福利有必要的一切事情的权力等都属于这一类。
非基本法则是废除之后不会使国家解体的法律。例如有关臣民争讼的法律便属于这一类。
关于法律的分类就写到这里为止。
    我发现民法和民约权利这两个字,甚至在最渊博的著作家手中也是混然不分地用来
表示同一种事物,其实这样是不应当的。因为权利就是自由,也就是民约法留给我们的
自由。
    民约法则是一种义务,它取消了自然法赋与我们的自由。自然界使每一个人都有权
利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并先发制人地进攻受怀疑的邻人以自保,但民约法却在一
切法律的保障有恃无恐的地方都取消了这种自由。权利与法律的不同正和义务与自由的
区别一样。
    同样的情形,法律和特许状也被混然不清地当成一种东西了。然而特许状是主权者
赐与的东西,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豁免。法律的术语是“兹命”或“兹令”,而特许
状的语气则是“兹赐与”“兹给与”。但赐与或给与的东西并不是用法律强使他接受。
我们可以使法律对全部臣民都有约束力,但自由或特许状则只是属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
民的。因为如果说在任便一件事情中全国所有的人民都具有自由的话,那就是说在这一
事情中没有制定法律,或是原先曾经制定、现在已经取消了。

麻生太郎你行不行

标准

福田康夫的一个紧急转身,给日本带来的是恐慌还是惊喜?

大嘴麻生, 你能扛起这个重任吗?频繁的政权的交替,你顶得住吗?

亲美,对亚洲邻国采取强硬措施。美化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为了问鼎首相大位,专门在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书中为中国的崛起而祝福。听上去很功利,很小日本的卑贱。

3年之内,你能治理好日本的经济吗?

我关注你,看你以什么姿态完成你首相的使命,结束你首相的生涯。

shared passage in the politics course

标准
When China Starved
By Anne ApplebaumTuesday, August 12, 2008; Page A13 

Cymbals clashed; a giant scroll unfurled. There were fireworks, kites, "ancient soldiers" marching in formation, modern dancers bending their bodies into impossible shapes, astronauts, puppets, children, multiple high-tech gizmos. The Olympic opening ceremonies showed you China as China wants you to see it.

But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far China has come -- and of how odd its transformation continues to be -- switch off the Olympics. Instead, spend a few minutes contemplating the existence of a new book: the first proper history of China's Great Famine, a catastrophe partly engineer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first leader, Mao Zedong. 

"I call this book Tombstone," the author, Yang Jisheng, writes in the opening paragraph. "It is a tombstone for my father who died of hunger in 1959, for the 36 million Chinese who also died of hunger, for the system that caused their death, and perhaps for myself for writing this book."

"Tombstone" has not been translated. Nevertheless, rumors of its contents and short excerpts are already ricocheting around the world (I first learned of it recently in California, from an excited Australian historian). Based on a decade's worth of interviews and unprecedented access to documents and statistics, "Tombstone" -- in two volumes and 1,100 pages -- establishes beyond any doubt that China's misguided charge toward industrialization --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 was an utter disaster.

A combination of criminally bad policies (farmers were forced to make steel instead of growing crops; peasants were forced into unproductive communes) and official cruelty (China was grimly exporting grain at the time) created, between 1959 and 1961, one of the worst famines in recorded history. "I went to one village and saw 100 corpses," one witness told Yang. "Then another village and another 100 corpses. No one paid attention to them. People said that dogs were eating the bodies. Not true, I said. The dogs had long ago been eaten by the people."

So thorough is his documentation, apparently, that some are already calling Yang "China's Solzhenitsyn," in honor of the Russian dissident -- who died last week -- who probably did the most to expose the crimes of Stalin. But the comparison is not quite right. Yang is not a dissident but a longtime Communist Party member.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he was a reporter for Xinhua, the official Chinese news agency. As a result, he had access to party documents that no one else has ever had.

More to the point, he is not an outsider: On the contrary, he, his book and the story of the famine itself have a status in China that is hard to define. Though the book is banned on the mainland, it wa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where it sold out immediately. At the same time, while the famine officially didn't occur --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speak of "three years of natural disasters," not of a mass artificial famine, caused by Chairman Mao -- many people clearly remember it well, understand Mao's role in what happened and are willing to discuss it in private.

Like the communist legacy, the famine exists in a kind of limbo: undiscussed in public, unacknowledged by the state, yet a vivid part of popular memory. Because China is no longer a totalitarian country, merely an authoritarian one, a journalist like Yang could spend 10 years work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ne, openly soliciting interviews and documents. But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ither openly embraces nor rejects the legacy of Mao -- his name was not mentioned during the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ies, though his picture still hangs over the entrance to theForbidden City -- there is no public discussion or debate.

It'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why this is so.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re to present an honest version of its past, its own legitimacy might come into question. Why, exactly, does a party with a history drenched in blood and suffering enjoy a monopoly on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Why does a nominally Marxist party, one whose economic theories proved utterly bankrupt in the past, still preside over an explosively capitalist society? Because there aren't any good answers to those questions, it is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interest to make sure they don't get asked.

applebaumletters@ washpost.com

Poon Wai Kit, Peter

一些小说的结尾

标准

渡边淳一:《那又怎么样》

来栖一边唱着一边告诫自己,进一步鼓励他们、敦促他们,使他们能够渡过令他们自己满意的余生,这就是自己的责任。 这样一想,他的眼睛里不由得涌现出泪水。…

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他的鼻子酸了,眼睛潮湿了,很自然的涌出了泪水。仿佛要挥去这些泪水,来栖更加放开声音唱起来。

黎明将至,今朝我们分手前行…

会场中立刻欢声雷动,大家一起兴高采烈的相互拍着手。在这毫无芥蒂的喧闹之中,来栖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年,这一段缘分,这一份热情燃烧过的爱情,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接近了尾声。

我吃的报纸

标准

为什么很多人不远万里来到南京长江大桥自杀?

因为南京长江大桥是一座骨气桥,象征着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自杀的人希望在自杀之前得到肯定。

自杀问题的关键是现在整个社会的关键词已经由“革命”变成了“成功”,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压迫,而传统中国的舒缓机制已经失效了。今天的人渐渐忘了如何享受失败,城市则成为成功与失败的最残酷的舞台。其实农村没有赤贫,只有城市里面才有真正的赤贫,在农村起码喝水不用钱,而大桥,“正好是城市和乡村的连接点”。

邱志杰割破手指头写下的“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也被临摹到了展厅的九曲桥上。“这个很容易引起自杀者的共鸣,可是写的内容是无厘头的。”邱志杰的设想是,一个自杀者靠在栏杆上,已经眼神发直了,完全泡在自己的事情里面,觉得自己的事情比天还大,这个时候看到一行“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愣一下——它的作用就是要把人从情绪里拎出来。

艺术介入心理干预

【南方周末】

 

专注新加坡反腐制度研究的学者陈新民认为,新加坡刑律之所以强悍,是因为它们拥有一个强悍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中只要有不正当财产被怀疑,公务员就有必须澄清的义务。在新加坡,公务员没有沉默权。美国司法部前官员皮特·克拉克介绍,美国的政府道德法案同样要求联邦政府雇员每年必须上交个人财产信息,越资深的官员,汇报的内容就越详细。如果蓄意隐瞒或捏造财产信息,可以刑事起诉。

从绝对意义来看,这一制度确实侵犯了政府雇员的个人隐私。但这也正是政府的雇佣条件,“如果不愿意披露个人的财产信息,那你干脆就不要到政府里面工作。”

【南方周末】

 

 

自民党在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依据日本政制,自民党总裁通常就成为日本的首相。

禅让密约
8月1日上午福田首相改组内阁前,先在首相官邸召见了麻生。福田开门见山,请麻生出山任自民党党务第一人的干事长。麻生也非常干脆,开口便问:“首相,您有意亲手解散众议院,进行总选举吗?”

“哪里哪里,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选举请麻生先生,请你来主持。”福田首相回答。

 

日本政局出现了众议院(众议院是构成日本国会议院之一,英文翻译为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通过的法律等有可能不能在参议院(日本参議院日本國會構成的議院之一。與眾議院并為日本的立法機關,也是國會兩院之一。其前身為貴族院。)获得通过的扭曲现象,日本称之为“扭曲国会”。

在现行的日本国宪法下,众议院参议院共同组成两院制日本国会。)

 
日本政治如走马灯似的换首相,最短的只干了69天就下台。13年换了9个首相,直到小泉纯一郎出现,才改变了这个局面。
9月1日是东京市民休假一天的日子,人们在这天纪念1923年造成东京死亡15万人的关东大地震。今年的这天,福田首相突然抛弃政权,如同让日本国民感受到了一次政治上的大地震。
【南方周末】

 

媒体道德并不是要将偷情者装进竹笼里沉塘溺死,恰恰相反,它要倡导的是一种更加现代、包容、法治的多元价值观;而它要监督的对象,更应该指向掌握公权力的人——对个人隐私充分尊重,对公共权力锱铢必较。我们的人肉搜索,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南方周末]

 

日常的台湾:   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吗?

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文章的底部标明作者是为画家,突然间特别羡慕这些搞艺术的人,什么都不用去搭理,不用关心政治,不用关心混乱和即将发生的混乱,他们在乎的也许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印象。他们发现生活的美,并且欣赏它赞美它,他们忽略生活中的丑,让自己更清静些,更快乐些,也让他们的受众和他们一样有快乐的温馨的乐观的充满希望的人生。世界的分工本来就不同,有些人注定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定要看到丑陋的一面,恶的一面,不能欺骗群众,更加不可以欺骗自己。这几天读报纸,看历史,觉得世界并没有我之前小时候想象得那么好,那么安定,你在安静的图书馆里学习的时候,可能世界的另一头在打仗,可能东南亚在海啸,数万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不能因为自己看不见,就当作事情没有发生。有些事,比如是天灾,你无法控制无法对抗,那么你就在之后做些什么事情来安顿那些幸存的人,让他们的心理创伤降到最小。有些事,人为的事,你可以阻止灾难的发生,那么就去做。the world is not there for you. you are there for the world.
【南方周末】

 

世界是平的,可文明之路坎坷崎岖得很。一部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野蛮史,无非是此长彼消,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权从神权和强权的桎梏下解脱出来,被贴上“天赋”和“不可剥夺”的标签已经好多年,但野蛮和蒙昧非但没有绝迹,有时候还很嚣张。

巴基斯坦《新闻报》报道,3名16到18岁的女青年试图向一个民事法庭提起上诉,反对包办婚姻,争取自主婚姻。当地部落年长者得知此事后,将3名女青年和她们家中另外2名妇女绑架到一空旷地带,并朝她们开枪射击。3人在受伤后,惨遭活埋。

灭绝人性,惨无人道——这当是绝大多数人的感受吧。

但且慢,活埋人的部落首长显然不这样看,不然他们怎么下得了毒手。没准人家还以为天经地义,独具特色呢:我们无非是执行了祖宗的家法。当今世界殊,只能多元化。你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才颁布几天呀?哪有我历史悠久的家法好用!你认为这样做野蛮,那就请给野蛮一个机会。不就是离经叛道的几条贱命么,她们破坏了包办婚姻的伟大传统,危及了部落的进步和发展。你联合国凭什么不让我的家法和你的价值观共存共荣!——假设行凶者如此狡辩,人们当作何感想?

现实就是这样严酷,野蛮和愚昧就是如此令人发指。在人权得到起码尊重,至少是自由恋爱没有障碍的地方,稍有良知的人,面对此情此景,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幸巴基斯坦是一个现代国家,是文明世界的一员。因此通常以扯皮拉锯为乐事的议会,这次干净利落地做出了反应,强烈谴责的同时,敦促内政部组成调查组,拘捕了4名犯罪嫌疑人。正义必将得到伸张,人类共同价值必将得到伸张,无辜死者沉冤昭雪在望。

人心很大,地球很小,环球同此凉热。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有这层意思吧。
【南方周末】

 

观众是戏剧的终极。只有观众最终的参与,和我们一起创造,戏剧才完成了。观众怎么看这台戏剧,观众坐在什么角度上看,怎么样能够看戏最舒服,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的设计是只为中间、正中的观众服务的,边上的观众就有损失,如果二层和一层间距高了,观众就只能俯看,感受就会损失很多。舞台离观众距离太远,就影响不了观众。
【南方周末】

 

The judgment of what is and is not allowed under sharia伊斯兰教教法 is made by boards of scholars, many of whom act as a kind of spiritual rating agency, working closely with lawyers and bankers to create instruments and structure transaction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without offend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ir faith.

 

据悉,沙马烹饪技术高超。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他在北京为泰国运动员亲自下厨做菜,也曾亲自下厨宴请到他府上采访的记者。早在担任总理前,沙马就是泰国知名的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他主持的节目叫做“尝鲜开骂”,在节目中,他一方面教授烹饪泰国传统美食,另一方面也由他选定话题,批评时政,节目深受泰国民众喜爱。而沙马在出任总理之后,他还上过好几次节目。
【南方周末】

 

《Mr. Jones’ Rules》摘译
How to decipher modern manners
如何译解现代风度
魅力雷区
老实说,有点魅力或好的举止并不真的很难,但需要一些小小的努力。你将能很快的成为一个最有魅力的男士。以下几条最好熟记于心。

1.若你与一位女士上楼,走在她后面(以防她摔倒)。
2.下楼的时候,走在她前面(出于同样的理由)。
3.普通的门,请她先行;旋转门,你先走。
4.与一位女士在街上并肩而行时,你得走靠马路的一边(以前是为了防止女士被马蹄溅起的污水溅到,现在则是礼貌)。
5.不要在女士落座前先坐下。
6.你能吐口水的唯一机会是踢足球或打英式橄榄球的时候,或者在你的私人卫生间里(在你自己的卫生间里你应当可以为所欲为)。
7.总是说“请”和“谢谢”。
8.万一有人脸上沾到了食物,你就擦自己脸上同样的部位,很快他就会跟着做了。
9.不要做第一个出计程车或者最后一个到酒吧的人。
10.不要和在街上抽烟的女人交往(女孩子也得懂点风度)。
11.不要偷偷扫视女人的胸部,她总会发现的。

How to seduce a woman
如何吸引女人
如果我说你有美丽的胴体,
你会钻进我的怀里吗?
首先,选择合适的地点。尽管你不会选择你会爱上谁,但你总是可以选择在哪里寻找你的猎物。就像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父亲在《反对美国的阴谋》(A Plot Against America)中对他说的,“那就是我一直告诉我的男孩们的。像华盛顿总统一样结婚。爱上富翁和爱上穷人一样容易。”

第二,仔细选择你的女人。注意她看那些经过她身边的男人的眼神,然后再看看她看你的眼神。你是不是会浪费你的时间?她是不是一个正在巡游的SINBAD (“单身有收入无男友并且饥渴”的首字母缩写)?她穿什么?毕竟,就像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的妈妈说的,“如果不是为了卖,它在橱窗里干什么?”
1.要大方。“女人是一种投资,你在我们身上花的越多,你对我们就越认真。”
2.阅读她的肢体语言:如果她的嘴唇撅着或者歪着她的头,她喜欢你;如果她把她的头转向你,但是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没有……或者如果她把她的手放在头后面,那么她一点都不喜欢你。
3.就像比利·克里斯托(Billy Crystal)说的,女人需要一个理由来发生性关系。男人只是需要一个地方。
4.永远都不要说,“我能给你买杯酒吗?”应当说,“你要喝什么?”
5.“他在床上的表现好不好并不要紧。如果他不能在雨里给我拦一辆出租车,他可就出局了。”
6性感的女孩希望你是因为她们的头脑而想要她们;而聪明的女孩是希望你因为她们的身体而要她们。
7你可以这样解开文胸:抓住任何一边的扣子,同时推两边——这会使钩子从眼子里脱开。现在你真的必须学会如何用一只手做这个。
8每个男人都知道性不应该是两个人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尽管你必须肯定你们两个在性生活方面是相当和谐的。毕竟,如果性生活好的话,那是占你们关系的20%。如果不好,那就是90%。

【南方周末】

 

As the nuns used to say before school dances, ‘Leave room for the Holy Ghost.

from the passage called For McCain and Palin, a new etiquette  :To have (as a running mate), and to hold (politely)

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7日宣佈,政府接管兩大住房抵押貸款融資機構 ”房利美(Fannie)”和 “房地美(Freddie)”,以霹靂手段遏制信貸危機繼續擴大。這可能成為有史以來美國政府干預房地產市場 的最大規模行動。美國媒體當天援引熟悉接管決策過程的匿名消息來源披露,調查顯示房地美 扭曲內部會計制度、蓄意美化財務狀況,促使保爾森痛下決心。而保爾森向“兩房”高層下達接 管命令時,幾乎沒有留給對方說“不”的機會。 據新華社電

舉措分別注資1000億美元

政府接管後,“兩房”高級管理層和董事會將遭“清洗”,這兩家機構的首席執行官離職,房利美和房地美分別由前美林公司副董事長赫布·艾利森和前美國銀行公司副董事長戴維·莫費特接掌。

更換領導層外,“兩房”還將分別向財政部發行10億美元優先股。盡管財政部這筆“首付”看似不起眼,但它已獲得授權,可以購買股票方式向“兩房”分別注資1000億美元。根據“兩房”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截至6月底,兩家發行的優先股價值為大約360億美元。

另外,如果需要,財政部將把國會批准向“兩房”提供信貸的期限延至2009年底。保爾森說,這將是確保它們資金充裕的“終極支撐”。

青年報(上海) 

why China government emphasize “social stability during Ramadan”: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militants see Ramadan as a good time to carry out attacks because they believe achieving martyrdom during the holy fasting month is an especially sacred act.

Religious extremists in Iraq, for example, have carried out waves of bombings during Ramadan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presented any evidence showing that separatists in Xinjiang might do the same this year.

Local Chinese governments impose rules for Ramad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0-nation European Economic Area (the European Union plus Iceland, Liechtenstein and Norway).

job shortage in Britain:Consultants and specialist nurses

  • Some engineering jobs, including chemical and civil engineers
  • Quantity surveyors
  • Maths and English teachers
  • Ship and hovercraft officers
  • Veterinary surgeons
  • Sheep shearers
  • Jockeys and horse trainers

from BBC News

 

That date back in 1844 was a Tuesday,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in which Robert Hunter Morris stepped down as mayor of New York and was succeeded by James Harper, who ran on the platform of the Know-Nothing Party. What made Oct. 22 memorable was that on that day, thousands of Protestants climbed to the highest place they could find – a roof, or a hilltop – expecting to go to heaven. Some had sold everything they owned.

Nothing much happened in 1844, either, and before long, people were referring to Oct. 22 as the Great Disappointment.

“There is always this idea that whenever you cross one of these boundaries that we grew up thinking were uncrossable, that we will break some law of the universe and God will have enough of it and punish us”

from IHT

 Obama responded that he already has said families are off limits and he is very protective of his daughters, 10-year-old Malia and 7-year-old Sasha. He said he did not want their inevitable future mistakes to become newspaper fodder if he got to the White House.

from IHT

 毒奶粉事件越闹越大,中央各部委整治乳业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不仅质检、卫生、工商、农业等相关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就连看似与奶粉无甚关联的部门也紧急出手。国务院法制办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起草了一部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该条例于10月9日由国务院公布实施。
以法制手段治理乳业问题,在大方向上无疑值得肯定,但具体到这一条例本身,却多有商榷之处。
法律,乃国之重器,不因一人、一事、一地等特定的个别对象立法,就是法律严肃性的表现。三鹿事件虽然牵涉到整个乳品行业,但乳品行业仅仅是中国浩如烟海的各行各业之普通一行,即便缩小到食品行业,乳品也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如果仅因牛奶中多了三聚氰胺就专门立一部法,那中国的法律数量岂不要走向天文数字?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屡见不鲜,被媒体曝光的就有毒油、毒大米、毒馒头、毒豆腐、毒鸭蛋等事件,照此类推,那中国岂不是要多出许多诸如 “大米条例”、“馒头条例”、“豆腐条例”、“鸭蛋条例”的国法?
而用一部法管一杯奶,乳品条例不仅在中国算第一部,就是在全世界,怕也找不到第二部。
当然,与毒豆腐、毒鸭蛋相较,此次毒奶粉的风波显然更大,如果这个专管乳业的条例确实能根治行业问题,也算情有可原。遗憾的是,与过往的一些立法比较,条例在立法质量上并无明显改善,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容乐观。可以说,一杯“问题牛奶”催生了一部“问题法律”。
比如,条例中充斥着“国家鼓励……”“国家扶持……”等不知如何执行的口号式语言,规定了一些“禁止在乳制品生产过程中添加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等无需规定的常识,法律责任上,大多还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刑法上早已有之的重复规定。至于新增的“处违法乳制品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的规定,也不知执法时究竟该如何确定“货值金额”。当然,条例中也有许多出人意料的细化规定,如“超过2小时未冷藏的生鲜乳,不得销售”,但具体如何保证这条落实,却颇费思量。
已有论者指出,四年前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致大头娃娃事件,也曾波及甚广,作为那一次惨痛教训的制度化成果,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决定充斥着“大力整顿”“切实提高”“狠抓薄弱环节”“进一步加强监管”等口号,以致食品安全的危机仍然潜伏到现在的“三聚氰胺门”,种种看似措辞严厉的措施并未发挥必要的防御作用。
此次颁布条例是否会重蹈覆辙呢?知易行难,立法易而执法难,立法质量不高,执法质量更无从谈起。事实上,用一部法专管一杯奶,暴露出长久以来的“立法迷信”痼疾,凡出一事,先想到立一法,而不细究此法有无必要立,将来的执法效果究竟如何。于是,有学者统计,中国现有的立法中,竟有80%的法律从未被用过。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短期行为式的立法,除了彰显有关部门整治问题的决心之外,怕是只会给法律的尊严平添伤害,令立法空洞化、庸俗化。“立法乃一国最慎重之事”,立法者岂可不自爱?
除了立法迷信之外,“行政管制崇拜”无疑也是条例出台的思维背景,以为只要政府官员勤勉勤力,就没有管不好的事。不过,单是奶粉一项,就先有大头娃娃奶粉,再有三聚氰胺奶粉,充分证明行政管制永远顾得了东顾不了西。其实,政府的权力从来不是法力无边,只有靠私权之间的彼此制衡,才能构建疏而不漏的法网。只要放开民间索赔,增加惩罚性赔偿,就可消减屡见不鲜的食品安全事件。须知,不法生产者最怕的是索赔的消费者,赔到倾家荡产,永远比政府罚款“货值金额15倍”更有威慑力。

【南方周末】

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成为外界对这个中国改革第一村的真实写照

【南方周末】

中国网民挑战BBC:“你们客观公正吗?”

 

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平台上,围绕中国,论战展开

中国经济在全球影响力增加的背景下,崛起的中国和西方,双方如何重新适应,既是问题也是难题。

随着奥运会而与中国大陆网民“亲密接触”不久,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站(BBC中文网),就遇到了挑战。

829日,BBC中文网收到一位署名“李先生”的网民来信,来信的矛头直指BBC所代表的“西方媒体”,作者指责它们没有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李先生以挑战的姿态问道:标榜客观公正的BBC,敢不敢一字不删地发表?

BBC接受了挑战,把这篇文章先广播,再发表在网络上,而一场“西方媒体是否客观报道中国”的激烈争论就此展开,从9月初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

这场发生在国际网络平台的争论,慷慨激昂的参加者颇具有国际化色彩,有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偏远小镇,还有的来自新西兰的奥克兰、英国伦敦、加拿大蒙特利尔、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

“我们接受挑战,正如同我们致力于客观公正”

“你怎能奢望中国在改革开放仅30年后,就能实现政治民主化?”

 

这场争论发生在BBC“中国丛谈”栏目。BBC中文网时事新闻主编吴玉雯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中国丛谈”主要发表对中国事务的评论。署名为“李先生”的这封信原文有2500多字,BBC把文章缩短了一点,保留原意,在广播版播出,然后在网上发表了全文。“李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媒体真的客观公正吗?”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了否定结论。“李先生”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读大学,曾在东欧生活,回国工作后也经常出国。他自称曾是一个亲西方、又满怀极度爱国热情的青年,认 为只有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思想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认为以CNNVOA(美国之音)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是他最相信的媒体,而中国媒体只代表谎言 和宣传。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李先生”对西方媒体的看法“彻底改变”。香港要回归,西方媒体却在唱衰,甚至刊发文章《香港之死》;1998年中国遭遇洪水灾害,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却是“尸横遍野”。

“李先生”认为,“西方媒体根本不了解中国,也根本不愿意了解中国”,它们对中国有两个明显的误解,一是认为中国政府是专制、集权政府,不得人心; 二是它们没有注意到,现在真正代表中国民间声音和左右社会舆论的,是过去30年中迅速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而他们基本上是拥护中国政府的。

“李先生”分析,西方媒体不了解中国形成现在的政治制度的历史原因和东方文化背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所受的屈辱,中国政府必然有很浓的民族主义色彩,不可能是西方的同盟军。而东方文化推崇集体主义,“舍小家,顾大家”。

13亿人口的中国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你怎能奢望她在改革开放仅30年后,就能实现政治民主化?”“李先生”在文章里质问。

在他看来,西方媒体像是为了民主而民主,哪管民主自由之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甚至可能隐藏假民主自由,行分化、弱化中国之实的目的(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可能是邪恶的民主呢?但是我没有证据...)

作为对挑战的回应,BBC发表了这篇文章。文后面的“编者按”写道:“我们愿意接受挑战,正如同我们致力于客观公正一样。”

 

“我们也没有试图平衡观点”

“批评西方,首先要搞清楚西方媒体在说什么,不要没搞清楚西方媒体批评的对象就以为是在骂中国。”

“李先生”的文章和BBC的编者按之后,热烈回应接踵而来。“常青”非常赞同“李先生”的观点,他常浏览BBC中文网,但难找到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很郁闷”。“真的,我一点都不喜欢BBC……BBC有权利这么做么?”

许多回应者提及今年的西藏骚乱,这一事件当时被有些西方媒体称为“示威游行”,在巴黎等城市奥运火炬遭到抢夺,西方媒体又称之为“民主的表达”。一些网民因此对西方媒体失望极了,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结为:“逢中必反”。

有网民劝BBC“悔改”:“我宁愿相信BBC不是恶意歪曲中国的。可能真的你们需要自我反省一下,以前对中国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正确。”

论坛上,有顶帖的,也有拍砖的。“李先生”的反对者认为,西方媒体对他们本国政府的指责更甚,这说明“李先生”从小到大习惯于听到一个声音,不适应言论自由。

有网民指出,西方社会是多元化的,有多种声音很正常;也有网民说,西方媒体对政府的报道习惯以批评为主,不管是本国政府还是外国政府。“李先生”还被认为是以偏概全,拿少数错误批评西方媒体整体。也有网民认为,“李先生”言论的背后,是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

第三类观点是相对中性的评论。“沉思者”提出,批评西方,首先要搞清楚西方媒体在说什么,不要没搞清楚西方媒体批评的对象就以为是在骂中国。

另一网民问“李先生”:BBC的报道是不是真实的?人民有没有获得信息(含负面、悲剧)的权利?

“李先生”一封信引发的讨论迅速成为BBC中文网上最受欢迎的论坛之一。吴玉雯在103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这个论坛开放以来,BBC收到了2300多篇评论,删除了其中的400多条,因为这些评论“有的出言不逊,侮辱他人,有的同讨论根本无关”。

她强调,“我们也没有试图平衡观点,你可以看到,登出来的很多评论同意‘李先生’的观点,但是也有很多反对意见。”

“你为什么专门写那些东西呢”

“西方媒体可以既赞扬中国的成就,也指出中国的不足,这在西方是通常的做法。”

 

谈到“李先生”所代表的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吴玉雯认为很多中国人并不完全了解西方如何报道中国,除非他们能看到原文;很多中国人所了解的信息往往是通过中 国官方媒体转述而来。“我经常浏览中国官方媒体有关西方报道中国的消息或评论,通常是两种情况,一是外国媒体如何赞扬中国的成就,一种是外国媒体如何攻击 中国,充满偏见。”

吴称,“中国官方媒体很少报道的一种情况是,西方媒体可以既赞扬中国的成就,也指出中国的不足,这在西方是通常的做法。”

吴玉雯并不对“李先生”的观点感到奇怪——中国网民过去很少浏览一些西方媒体网站,奥运前后,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可能非常不习惯;加上在西藏等问题上,西方媒体报道中又出现过事实错误,所以大陆民众产生反感。

日本共同社北京总局记者盐泽英一介绍说,在西方国家,媒体的基本功能就是监督与批评,在日本,很少见到媒体主动去表扬政府。

中国官方和民间,长期以来更习惯的是正面宣传报道。盐泽英一在2006年去宁夏报道贫困导致农村儿童失学。他的一位中国退休外交官朋友看了文章后感到不理解:中国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了许多努力,你为什么不关注,而专门写那些东西呢?

西方媒体有偏见?“有一点道理”

总部编辑认为在奥运期间,“游行”是最大的故事,但是驻北京的记者却完全不这么看。

 

在北京工作的美国记者Josh认为,中国人抱怨西方媒体有偏见,“有一点道理”——西方记者在西方长大,自然会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在潜意识中会对 中国的制度有所不满。“最大的问题是西方媒体总部的编辑。许多人长年在本国生活,只来过中国一两次。于是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驻华记者写了一个报道,可能 立场较公平,但编辑却不同意。”Josh说。

一个新近的例子是,西方一家著名媒体驻华分社的社长,在奥运会期间经常和总部的编辑发生激烈争吵。总部编辑认为在奥运期间,“游行”是最大的故事,但是驻北京的记者却完全不这么看。

Josh介绍说,由于各种原因,西方驻华记者对于信息的采集上有可能出现错误,他并不认为这是职业操守的问题。“他们不会为骂中国而故意犯错误”。

中国媒体人刘小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西方驻华记者对中国了解有限,西方媒体对华报道存在不实之处,总体上而言,原因更多出于不了解,以及不同的价值 观念,并不算有意为之。他补充说,“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民众对中国自己的国情民意能有更多可信的获知渠道,以及更多元的观察角度,那么中国民众对西方媒体 的报道也许就会少些不了解而多些思考。”

 “大国总是容易受到更多的批评和关注

“大国挨骂很正常。因为它影响力大,需要负更多的责任。”

 

作为日本记者,盐泽对这次中国人的愤怒并未指向日本媒体感到高兴。他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视为新时代中国人对中西新关系的反应。

“这是大国成长必须经历的阶段。”盐泽英一认为,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都经历过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现在轮到中国了。

在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华记者叶鹏飞看来,自从日本前首相小泉下台后,中日官方关系缓和,缺乏出口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今年找到了“替代品”,西方媒体的少数失实报道,使它们成为中国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绝好标靶。

中国人民族情绪的变化,正好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碰撞在一起。德国“国际记者”亚太项目的负责人Martina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西方(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一场短暂的蜜月期后,迅速被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所代替。

叶鹏飞注意到,这之间的一个细微的过渡:在2007年前后,中国大陆的网络论坛上,一些孔子出自韩国之类的假新闻先后出现,迎合的是网民对韩国的情绪化攻击。

在中国生活了6年的盐泽英一认为,中国人应该理性看待西方批评,“大国挨骂很正常。因为它影响力大,需要负更多的责任。小国想受到更多的关注也不容易。”

有网民在评论中说道,争论只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相互“妖魔化”是不足取的,从来就没有什么牛鬼蛇神。

兴许,权力不仅让男人性感,还会让男人有颗不服老的心。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