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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essa Pupavac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n China’s opening society: the non-state sector and governance

标准

Vaness試圖通過分析可持續發展的哲學和文化面向,來討論西方或者發達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在發展中國家是否可以存活。 西方的NGO往往是以反對現代化,反對物質發展的形象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他們更加強調在地的文化和生活習慣,而不崇尚機械化的城市化發展進程。這也和他們反對工業化進程,追求田園式生活的理想愿景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工業化,西方的NGO人士用浪漫主義來抗衡醜陋的工業化。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Thomas Carlyle所形容的十九世紀,文化的中樞是金錢(cash nexux),而人們的頭腦,心臟,還有雙手也越發機械化。在十九世紀,西方出現了一股懷念農村田園牧歌式生活的浪潮,美國的作家Henry Thoreau的瓦爾登湖(Walden)刻畫出他對於簡單和樸素的生活的一種嚮往。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Thomas Carlyle, William Morris,鼓勵農村的手工業,拒絕機械化的乏味製造。或者更準確的說,是把人們從無聊乏味的生產中解脫出來,讓人類有創造性的生產(creative labour)。到了二十世紀的時候,反工業化的思想更多的是從人類學的角度進行闡述。人類學家,比如Ruth Benedict和Margaret Mead發現了自己所生活的社會存在很多問題,問題的出路是保證一個文化多元化的社會,比如說傳統的社區可能給現代化的社會帶來啓發。所以他們反對用發達國家發展的方式來逼迫發展中國家/殖民地走同樣的道路。

Vanessa繼續延伸到個人的層面。有趣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可欲的形象是充滿野心的改革家,這和可持續發展中人所應該有的謙和,細膩,敏感的人物特點可以說是冰火兩重天。對於勞工權利的重視使得國際社會漸漸放棄了,發展中國家應該走發達國家的路,的想法。E.F.Schumacher的Small is beautiful更是成為發展學科的聖經。國際組織也開始贊助更多在地的中小型的項目,而并不在野心勃勃地讓貧窮國家一口吃個大胖子。西方的政府越來越多地通過NGO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救助,而并非通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雙邊救助。這樣的改變使得西方國家可以更加按其所需(need-based)和投其所好(people-oriented)。

如果說現代化有一個大敵,那么它一定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dependency theory揭示了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或者干預的野心,就是掠奪資源,獲取權力,並且獲得擁有權。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所推行的消費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洗腦運動,讓發展中國家的人產生依賴,進而利於發達國家的操控。這種反消費主義的主張得到了環保主義者的認同。Rachel Carson的Silent Spring就提出了工業化對於美國城市和村莊的嚴重影響。

吊詭的是,西方NGO所秉持的反對消費主義,反對工業化,反對物質化的主張在發展中國家并不買好,或者并沒有被賞識。因為放棄現代化,放棄工業化,在某種程度上是放棄了讓發展中國家迎頭趕上發達國家的機會,進而拉大了南北的差距。這就使得中國,作為相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在非洲和東南亞,所倡導的發展。因為也許同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她的夥伴們會惺惺相惜,不會粗暴地搬用西方的發展模式。